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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特行的“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
[来源:本站原创 | 作者:沙平 | 日期:2012-07-10 | 浏览 次]

  梁漱溟(1893―1988),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先生,为维护农民的利益,他与毛泽东展开了那场著名的争论。领袖勃然大怒,他却平心静气地请求领袖要有“雅量”,也就是希望能听得进去或能容忍不同的意见的存在,从此便被公开点名批评,后来又被树为全国的“反面教员”,成为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箭靶心”,并取消了他在政治上的发言权,任何大小会议都不让他参加,他却因祸得福:因为没有了发言的机会,他也就逃过了1957年“反右”的那场劫难。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文革”开始后,又宣布补划他为“右派”,必须接受街道办事处的监督、劳动改造。 
  1970年,派驻在全国政协的军代表决定恢复学习活动,要让全国政协委员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便通知梁漱溟到直属组参加学习,不得请假。全组名单上20多人,但有些人还关在监狱中,实际参加直属组学习的除梁漱溟外,主要是国民党特赦战犯,如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克俊……等十来人。
  四届人大召开前夕,让他们学习“宪法修改草案”,并欢迎他们提出意见。梁漱溟一眼就看穿了“草案”的不伦不类:它跟着“九大”的修改党章走,规定了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可谓“空前绝后”地开创了世界任何国家宪法内容都未有过的先声。梁漱溟被剥夺发言权后沉默已近20年,他看大家全都成了政治植物人,全都大唱颂歌不提意见,便挺身而出,大放“厥词”曰:“制定宪法,目的是为了限制个人权力的滥用无度,一部宪法,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公民,人人必须遵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事,如果把哪个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则违背了制定宪法的宗旨,宪法执行起来就不可能完善,不可能彻底。这次的‘宪法修改草案’中,不仅列有个人的名字,而且还规定好这个人就是接班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给人的感觉是个人高于宪法,失去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意义。同样,这次‘宪法修改草案’决定不设国家主席,这并不好,道理上也讲不通,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又是一回事,总之,要依法办事,不能随个人的意愿、好恶随心所欲。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的框架,是制度,不能由哪个人出尔反尔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梁漱溟的这番话,说得整个会场鸦雀无声,说得大家面面相觑,说得不少人心惊胆战,有人甚至吓出一身冷汗。为了明哲保身,若沉默就算是同意,若沉默就是支持梁漱溟的“反动言论”,于是,许多人便赶紧出来表态,指责梁漱溟是别有用心,借提意见为名,搞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老一套。军代表也慌了手脚,是自己鼓励他们提意见的,谁能想到梁漱溟竞会提出这种意见来,但毕竟是吃惯了“政治饭”的人城府在胸,他便对大家宣布:“既然是内部提意见,说了也就说了,但千万不可外传,这是学习纪律。”正因为此事没有外传,未为外人知晓,才没有人再来找梁漱溟“算账”;否则,若按当时的政治形势,梁漱溟则会被“全民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会为之丢了老命的。
  1972年,“接班人”林彪在温都尔汗自我爆炸后,“四人帮”搞了个“批林批孔”实为批周公的政治运动,身为儒学大师的梁漱溟洞悉此中奥秘便采取沉默,这种沉默竟惹怒了“女皇”江青,便逼其非要他表态不可。他便在政协学习小组会上表态说:我不想讲什么,因为我对时下的批林批孔不赞同。鉴于以往的教训,我专门写了一篇《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文章。说完便把此文交了上去以文代言。于是,批林批孔在政协立即变成了批梁漱溟:历时7个月大小批判会共100多次,他被戴上了“孔老二的孝子贤孙”的帽子,组织者觉得:这下子梁漱溟该老实认罪了吧!便特地去询问他有何感想?梁漱溟却一字一顿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
  粉碎“四人帮”后,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前,全国还沉浸在两个“凡是”的氛围中时,他在政协会议上就直言:“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理国家不靠法治而靠人治;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正式提出“两个凡是”的概念,并继续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他则公开表示:“我梁漱溟不要说在“文革”中,早在1953年我就已经不买“两个凡是”的账了!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1978年2月,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也从全国政协委员当选为常委,虽升了官但没封住嘴,在这次会议上他又放了一大响炮,又对“文革”猛烈开火。尽管当时在老干部中,私下大家对“文革”皆已否定,对“两个凡是”亦不屑,但公开发表讲话并能从理论上有理有节地否定“文革”的人还没有一个,历史已经记住:梁漱溟是当之无愧的否定“文革”的第一人。但梁漱溟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发言,当时却使他又再度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连续几个月一直受到严厉的批判。直到80年代初才搬开了压在头顶的巨石。
  美国艾恺教授在采访晚年的梁漱溟时,问他是不是那场历史大游戏中的失败者?他回答说;“我并不失败,也没有遗憾,我做完了我一生中要做的事情。”艾恺教授无限感慨地说:“梁漱溟是一个幸福、惬意的老人,世间的万事都不足以动其心。”
  93岁高龄时他应邀授课,始终坚持站着讲而不落座,在校方再三恳请下,他便朗声口诵梁启超的名言曰:“学者就应该死在讲台上!”令全场学子动情动容,掌声如潮。
  当代大学问家梁漱溟先生,几经大起大落的坎坷磨难,但他在逆境中不灰心消沉,在顺境中不居功自傲,一生心若止水,宠辱不惊。他淡泊名利,不尚奢华,一生都不置产业,却皓首穷经钻研学问。有人说他“生活简约,一如持戒律之老僧”,而因心无杂念、乐观豁达,故又被人们誉为“超标淮的健康老人”。在他的血管里,永远流淌着的是中国传统正直文人如屈原、杜甫、陆游、文天祥、方孝孺……那样的爱国爱民、坦荡无私的汹汹热血;在他的身上,永远闪耀着是儒家文化所铸造出来的那种“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尊严的光辉。“大德必寿”、“德高者寿”,梁漱溟老人虽然命运多舛,但却是苍天有眼,直到95岁高龄才谢世,才走完了他人生的旅程。
  呜呼!梁漱溟的一生,独立特行、独立思考、敢讲真话、表里如一、处事顶真、笔墨顶真,上承千年儒家风雅之香火,下启一湾清流之韵致。他这个政协委员,可不是与那些只知道吃吃“会议伙食”,举举拳头,拍拍巴掌,打打官腔、说说套话的应声虫般的“政协委员”一样,而是胸怀国家民族、敢于议政论政,虽然他所说的都是些“逆耳之言”,但其实是“忠言逆耳利于行”!其实他一生都是与党和政府“肝胆相照”的真正的“诤友”是也!中国社会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出现了历史的大进步:已从一个万马齐喑、只允许发一种声音的封闭社会,变成为一个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开放社会。在21世纪的今天,打起百盏灯笼恐怕也难在时下那些一切向钱看的精英人士中寻得到像梁漱溟这样的人了吧!……
  
  
  作者简介:云南省南涧县退休语文、历史教师。1983年加入新疆自治区作家协会。1984年调回故乡云南后,加入云南省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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