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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南下历程
[来源:本站原创 | 作者:李贵隆口述 李建康整 | 日期:2012-09-05 | 浏览 次]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二个年头。我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中原,拉开了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由此,新的解放区不断扩大,急需调集大批干部到新解放区工作。党中央高瞻远瞩,及时做出指示,从晋察冀根据地抽调大批有工作经验的干部,组成南下干部总队(代号“宋庄”),伺机向中原进发。
    1948年3月间,我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我村(山西省五台县石村)地下党支部书记徐堂找到我说:“贵隆,咱们县要抽调一批干部南下,咱村的培琦(当时任二地委宣传干部,解放后曾任山西省有色金属公司经理)被抽上了,他想从咱们村带一名通讯员,你愿不愿意去?”
    我当时是村里的武委会主任。经过党组织几年的培养和教育,再加上武装斗争的磨砺,在我的心灵深处,已对党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同时也看到了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曙光,使我对脱产参加工作者有了强烈的愿望,徐支书的这个提议,是我求之不得的。我当即表示:“愿意去”。
    我的这个表态,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来自家庭的阻力是巨大的。在我的家族里,我祖父兄弟三人,传代到我这一辈,只有我这么一个男孩。家庭里都把我捧为掌上明珠,把我视为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惟一希望,对我宠着、惯着,使我养成了桀骜不驯、不畏危险的性格。父亲知道我要南下的决定后说:“隆小子,你在家每天提上支破枪到处圪转,全家人都为你提心吊胆,你还嫌不够,现在又要南下的到外地。那枪子儿是不长眼睛的,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全家人可怎么活呀!祖宗三代就你这么一根独苗,是重是轻,你自己掂量掂量。”
    祖母和母亲也轮番说服我,劝我放弃南下,许愿我,过两年给我娶上一个媳妇,让我在家里安安稳稳过日子。面对长辈们的这些劝说,开始我是来硬的。我说:“让走明着走,不让走偷着也要走。”后来一想,光这么来硬的也不是个办法,就想了一个激将法,把本村一个叫白金玉的人对我的评价话端了出来。白金玉曾用讥讽的话对我父亲说:“你那儿子,娇生惯养的,将来讨吃要饭也没有人给一口。”我对父亲说:“爹,就冲这句话,儿子憋口气也要走出去,让他看看你儿子是不是他说的那样。”父亲看我这坚定的态度实在难以扭转,又想想家中缺吃少穿的光景,也只好违心地同意了。
    我跟随的南下干部队伍属晋察冀干部总队第二大队,由地委组织部长李力安(解放后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中顾委秘书长)带队。我跟随徐培琦于4月下旬集中于二地委驻地附近的孟县上社村,由地委领导做了动员,各单位、部门均召开了欢送会,5月1日,我们从孟县上社出发,到达平山县的西柏坡附近待命。
    到达平山后,首先进行了编队,大队以下设中队,中队以下设班,每班十人。编队之后组织了学习,主要内容是解放战争形势、任务和党对新解放区的方针、政策以及进城后的纪律等。在学习期间,我和全体南下的干部们一起,光荣地接受了中央首长的接见。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毛主席为南下干部做了重要指示,并亲自为南下干部送行。彭真、叶剑英、董必武、薄一波、杨献珍等中央领导到会讲了话,鼓励全体干部愉快南下,为壮大和巩固新解放区而奋斗。
    之后,我们从平山出发,经石家庄沿平汉铁路之邢台、邯郸转入冶陶、武安,进入山西的黎城、长治、晋城,翻过太行山,进入河南的沁阳县城,从孟县(今孟州)的白坡渡口渡过黄河,经古城洛阳到新洛镇后,就到达中原局所在地宝丰县。
    到宝丰县后又进行了休整和学习。这期间,我们受到了中原局、中原军区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等首长的亲切接见,并聆听了他们的教诲。随后,由中原局组织部长李雪峰接见了总队和大队领导,提出了各大队干部分配的地区。
    我被分配到陕南的汉阴县。由于陕南大部分县城还未解放,我们这批被分配到陕南工作的干部只得暂住在郧阳县。至此,我们这批干部由晋察冀二分区孟县出发,经河北省、山西省、河南省,到达湖北省的郧阳县,历时5个月,徒步行程2550华里,圆满完成了南下行军任务。
    被分配到区党委、行署、军区机关以及湖北郧阳、郧西和陕西商洛地区的人员,都进入了各自的工作岗位。我暂时无具体的工作,领导便安排我到郧西县协助工作,任务是配合解放军十九军的一个连进行剿匪、收缴武器、保护土改。这项工作既艰苦又危险。记得在郧西的乡村里,发生过两起事件:一件是一名工作队员在去下乡的路上遭遇躲藏在树从中的土匪的袭击而牺牲;另一件是一名工作队员遭遇土匪放置在住房门顶上的炸弹袭击而牺牲。这些土匪既心狠手辣,又相当狡猾,他们大部分人躲藏在深山老林里,只派少量探子化装成乞丐,侦察工作队员的行踪、驻地,摸清情况后,便派人进行暗杀。这期间,组织上任命我为武装工作队的副队长。我在水土不服,满身起了疥疮的情况下,咬牙坚持工作,领导工作队的全体队员,冒着生命危险,在解放军的配合下,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剿灭土匪310多人,收缴武器280多件,基本上肃清了郧西地区的残匪。
    汉阴县隶属安康地区,居安康地区通往汉中地区的要冲,地处秦巴山腹地,北倚秦岭,南靠巴山,凤凰山横贯中部,位于其南北的汉江、月河由西向东横贯全县。月河流域有良田万顷,向为安康地区的富庶之地。当时,流行着这样一首歌曲:陕南是个啥地方?陕南旧县二十八。面向长江,背靠秦岭,好似小江南,美丽的风景。这首歌,唱的我们心里美滋滋的。
    汉阴县于1949年11月29日宣布和平解放。随即,我们随人民解放军十九军五十七师进军汉阴。从此,汉阴县人民政府诞生。12月18日,县委、县政府宣布:将旧政权建制的14个乡镇、82个保、1396个甲,改建为6个区、82个村、1396个闾。我被分配到城关区当区长,区委书记是与我一同南下的五台老乡柴成开。当时我才21岁,从一个村干部突然提拔成一个区长,觉得有点茫然不知所措。幸亏有老柴同志(南下前担任过区武装部长)的帮助,在这位年岁比我大、资历比我老、工作经验比我丰富的老大哥指导下,我很快担起了区长这个担子。我俩紧密配合,在十九军一个连的配合下,很快肃清了城关区南北山里残留的土匪,安定了社会秩序,确保了新政权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城关区虽地处富庶之地,但由于连年战祸和天灾,使这个地方经济萧条、田地荒芜,人们面临着饥荒。我和老柴同志积极贯彻执行县委、县政府的指示,医治战争创伤,组织本区人民进行生产自救,恢复生产。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全区组织副业生产小组71个,参加人员1000余人。其中:从事挖蕨根的有18个组,约300人;挑担贸易21个组,约610人;纺线、烧炭、淘金、打猎等共有22个组,约500余人。通过2个月的生产,共获利折合玉米5.8万余斤。
    2、广泛开展农业生产运动,成立了开荒、修渠、除草生产小组。全区共有1330人参加生产小组,2个月的时间,除全部消灭熟荒外,新开荒地1551亩。翌年,增产粮食22万斤,平均每人新增粮食71斤。
    3、组织灾民外出打工运山货,2个月赚回大米8000余斤。
    4、为确保粮食丰收,全区响应县委、县政府的号召,掀起治理虫灾的高潮。我和老柴同志积极带头,领导区干部下到田间地头,帮助农民捉虫治虫,有效地遏制了虫灾肆虐泛滥,坚定了全区人民夺取农业生产丰收的信心。
    1951年,经组织上的介绍,我与沈思源结为夫妻。沈思源是我们进城后培养的第一批本地女干部。
    1952年秋,安康地委副书记、组织部长李力安到汉阴县检查工作,接见了我们这批南下干部。当他得知我已结婚并已生子的消息,专门到家看望了我出生5个月的儿子李五汉(意为五台、汉阴的结晶),李书记抱起我儿子,亲昵地掂了掂说:“贵隆,这是咱们南下的成果啊!要倍加珍惜。你要更加努力工作,争取更大的进步。”
    李书记的这席话,一直是鼓舞我做好工作的动力。在汉阴县工作的24年里,我任过区长、区委书记、大公社书记、县供销社主任、商业局长、建设局长、财政局长、农工部长、农场党委书记,曾任过县委委员。无论组织上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我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好工作。
    由于自己幼年时期家境贫寒,只读过3年私塾,造成了文化短缺、思想水平不高的缺陷,又加之自己性格急躁,在工作中也出现过很多失误。例如:1958年我在漩涡区委任第一书记时,对全国掀起的“大跃进”浮夸风积极拥护,对报纸上报道的湖北某县水稻亩产达万斤羡慕不已,积极效仿。派人从外地调回粳稻种,向农民鼓吹这种稻子的优良性能,强令漩涡区的农民拔掉已经栽上的早稻苗,改种粳稻。由于这种粳稻不适宜漩涡区的气候和环境,又加之大炼钢铁,把强壮劳力抽调走了,田间只剩下老弱病残者,管理不善,秋后稻田大面积减产。即使不减产的棉花、大豆、玉米、红薯等作物,也因无人收割而造成棉花吊了孝,大豆放了炮,玉米霉烂掉,红薯尿了尿的恶果。翌年春天,漩涡区因缺粮而饿死很多人。为此,我受到了撤职降级的处分。
    在逆境中,我并未消靡沉沦,而是深刻反思自己的错误,积极向组织检讨并改正错误。根据我的态度,组织上把我送到省委党校进行了培训,通过培训,提高了我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1960年,组织上又把我派回城关公社当书记,在“三年自然灾害”面前,我吸取了以往的教训,积极采取措施,发动农民进行生产自救,挖野菜、挖蕨根、组织副业生产,并想方设法从外地调回红薯干、萝卜干和淀粉等食物,使全公社再未发生过饿死人的情况。
    1959年,在省委党校学习期间,我抽假期领着儿子李五汉回了趟老家,这也是我南下后第一次探家,父亲见了我和儿子,饱含辛酸的老脸上泪水纵横。夜晚,我们父子俩躺在土炕上进行了彻夜长谈。父亲深情地对我说:“隆小子,你当初选择南下这条路是走对了。要不是南下了,留在家里守这二亩薄地,现在恐怕连媳妇也娶不上哩,更不用说有孙子了。这全托共产党的福啊!”
    父亲是个轻易不肯认输的死干犟,他能对我说出这些出自肺腑的话,是不容易的。
    1968年,父亲与世长辞,由于当时正值“文革”武斗的高峰期,交通中断,父亲临终前也未能与我见上一面。为了照顾年过7旬的母亲,尽自己的孝道,经多次申请,我于1973年5月调回忻州地区荣军疗养院(河边),担任该院副院长、书记。1983年机构改革退居二线,1989年离休,享受处级待遇。
    回顾我的南下历程和一生,使我深深感悟到:听党的话,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不做违反党纪和国法的事情,是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也是一条永远光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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